20世纪30年代，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文坛，一个名为姚颖的女作家如流星般划过，留下短暂却璀璨的印记。她的《京话》专栏，以南京官场秘辛为幕布，凭借清丽文笔与辛辣幽默的独特风格，在《论语》杂志上一鸣惊人。读者为之倾倒，林语堂盛赞其“涉笔成趣，散淡自然”，更不惜以“头可断，京话不可无”力邀其续笔。姚颖于嬉笑怒骂间直指庙堂高官与社会弊政，为沉闷时局打开一扇窥探权力内幕的窗户。她以“绵里藏针”的智慧，于轻言细语中蕴含锋芒，在猎奇之外赋予杂文深刻的社会观察力与批判性。然而，盛名之下，关于其夫王漱芳代笔的疑云始终笼罩着她，加之其本人如昙花一现般骤然封笔、隐没无踪，使其更具传奇色彩。
一篇来稿别开生面
1932年9月16日，以文坛大家林语堂为旗帜的“论语派”于上海创办了《论语》半月刊。该刊以“幽默”为宗旨，不久即推出一个名曰《京话》的专栏。这里的“京"是指南京，该专栏专门刊发写南京政坛花絮、高层内幕、权贵人事等秘闻的文章。专栏以此为题，内容似乎与百姓相去甚远，却极具“勾引"性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佳的谈资佐料。略知一二的，谓之消息灵通者，自我感觉身价陡增；一无所闻者，则顿感失落，矮人三分。故编者自鸣得意，期待其能为刊物增色。
最初，《京话》专栏并未引起多少读者关注，概因佳作可遇而不可求，一时难以共鸣。就在这当口，一篇来稿别开生面，从众多文章中脱颖而出，瞬间就改变了这少人问津的现状。
读者很快被该文所吸引，其后陆续刊发的几篇，内容如出一辙，文笔清丽却含沙射影，内涵有料，指桑骂槐。读者们读后欲罢不能，急切盼望下一期尽快面世，以便一睹为快。作者姚颖就此走入人们的视野，她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官场况味百态之窗，把种种弊端付诸笔尖，夹叙夹议的辛辣，嬉笑怒骂，诙谐风趣的语言，冷嘲热讽，令人看后忍俊不禁，直呼过瘾，一解心头戾气。
姚颖之文大受欢迎，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。之后她一发不可收，一写就是数年。以《京话》为名的系列文章，使得《论语》杂志十分畅销。姚颖对此曾写一则短评称，某年第十期《论语》迟至2月4日到京（南京），急坏了一般读者，深恐吹了《论语》，及购得，又不胜其欢喜！她戏述此现象曰：“《论语》出版之日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由此，其本人名扬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林语堂曰：“头可断，京话不可无！”
1936年9月，一度继为《论语》主持人的陶亢德执掌的上海“人间书屋"出版了《京话》一书，全书分专篇、京话、随笔和杂俎四大类，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《京话》专栏，故该书以此命名。其余文章载于《人间世》《宇宙风》《论语时代漫画》，另有一部分署名“如愚”的《也是斋随笔》，则以专辑编入该书。
《京话》系姚颖所著唯一之作，集合了她写于1932年至1936年间的文字，书上附印的广告宣称该书是“中国第一本以政治为背景的幽默作”。林语堂为之作序，赞誉有加：“《京话》之难写，难于上青天，京话，地方通信之一种也，地方通信写成文学在中国尚少见；居南京写通信尤难于一切。然吾编《论语》时，求各地通信之写如《京话》者遍国乃不可得，独姚颖女士之《京话》，涉笔成趣，散淡自然，犹如岭上烟霞：谓其有意，则云本无心；谓其无意，又何其燕婉多姿耶！吾乃喜而请其续写，彼喜而续写，乃使全国《论语》读者皆大欢喜。”以语言见长的林语堂如此推崇《京话》，自有他的识见，绝非无稽之谈。
此前曾有一段时间，姚颖不知为何停笔，可不久她又续写。有朋友见状，追根究底问其原因，原来是林语堂先生来函：“头可断，京话不可无！”此言重矣，犹如刀架在脖子上，她岂能置身事外。可见，姚颖的文章在林先生心中的分量。
姚颖虽以《京话》名噪20世纪30年代，但其生平信息甚少。她的原籍江苏武进奔牛镇，该地方言系吴侬软语，故其在书中的遣词造句，不免带有一丝地方痕迹，间或用方言俚语及特产，如"蛮好白相"“阿拉"“找侬"“荷包（钱包）"“马子（马桶）""陆稿荐”"稻香村”"汪裕泰茶庄”"打麻雀"等。她受过高等教育，毕业于金陵大学（一说是中央大学），属知性才女，兼擅书法，写得一笔清秀小楷。北伐时期，姚颖应国民党东路军政治部招考，投笔从戎，被分配到王漱芳手下任文书，二人由此相识，后来成婚。
抗战全面爆发前，姚颖和丈夫王漱芳及其母共同生活在南京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度过一段快乐时光。林语堂后来回忆说，“姚颖女士我只见过一面，也是婉约贞静一派，不多言”。后来王漱芳不幸早逝，姚颖便一直孀居西南，不知所终。两人生有一对千金，名字各以父母名中一字嵌入，曰小芳和小颖。
“环境如斯，为之奈何！”
对于《京话》，姚颖自述其写作宗旨“是以政治社会为背景，以幽默为笔调，以‘皆大欢喜为原则’，即不得已而讽刺，亦以‘伤皮不伤肉’为最大限度”。这只言片语看似云淡风轻，波澜不惊，却不能言说“皆大欢喜”，不过是掩人耳目，不喜欢《京话》的官员大有人在。文章不是暗讽，无须对号入座，而是直指他人，如芒刺背，这何以能使人安哉！
《京话》讥讽的高官，何止三五人，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、吴稚晖、季石曾、居正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，教育部部长王世杰，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，以及吴铁城、李济深、陈铭枢等政要；总裁蒋委员长以及他的大舅哥宋子文亦“有幸"在列。执掌南京市政军警当局的谷正伦和陈倬诸位，也被戏谑一番。对于守土有责而未恪尽职守的张学良，《京话》则套用他人联挪揄云：“张学良，学张良，如果学张良，谁骂张学良。"还有若干未直呼其名却等同于明指的部长和中央委员及行政院、立法院和监察院诸官衙。另外，就法国占领我国粤海九个小岛的外交事件，《京话》直指外交、参谋、海军各部和西南政务委员失职，他们竟以小岛在何处尚在缜密调查中为由，“暂时不急予表示态度云”。姚颖在文中正话反说挖苦道：“唉，我一向都恍惚，到现时才真感觉着我国土地之大，大得连版图领土都不容易知道！”此话极具讽刺意味，侮辱性极强。
《京话》开篇，常以气候、时令、风俗等为引，诸如“南京的春天"“雨花台上看风筝”“游牛首山记”等，这看似无关宏旨，其实是以此为由头，牵引出人们所关心的话题。通过借喻，以揭示社会世相，堪称现代版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。文章不仅具体列诉官场种种弊政，而且透视其背后所谓的体制问题。不过，姚颖人微言轻，仅以此发泄一通而已，诚如她喟然长叹：“环境如斯，为之奈何！”
正是凭借诸多鲜为人知的时政题材，姚颖让读者得以一窥她近水楼台的“内幕”，明白“高大上”的背后亦非光鲜。百姓想知而不得知，百姓所怨而不敢怨，如今有人揭缝现状，代为发声，自然赢得读者争相传诵。时事多艰，那份快言快语而锋芒毕露的胆识，难能可贵，堪称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不过，该书题材抢眼，但貌似略显单一，专注于时政批评，忽略了对社会、思想和道德的评判。且想哪儿写哪儿，较为随意。当然，文无定法，笔随所思，无拘无束，倒也痛快。囿于当时的社会语境，作者不敢过于放肆造次，未能鞭辟入里，只是点到为止，实乃美中不足，不无遗憾。彼时社会，形形色色，林林总总，智者千虑，一个字"难”！
读者之所以如此喜欢《京话》，少不了一窥官场私密的猎奇心理。但作者仅靠奇货可居，贩卖秘闻，至多受宠一时，而其文章一再被追捧，自是有它擅长的道法和魔力。
许多人以为，杂文就应如同匕首投枪，刺刀见红，枪枪致命。可姚颖却不然，她另辟蹊径，从容闲话，娓娓道来，于轻言细语中旁敲侧击，指东打西，尽显机智俏皮，让人有些捉摸不透，又令尔一眼看清。
譬如一则《扫墓与教育》，文中写道：有了清明扫墓的规定，平日受了长官或同事的非难，或者受了公婆或小姑的厌气，都可以借题发挥，放声大哭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或将称许乎“民德归厚”！真是一举而数善俱赅！惟哭的范围，似宜加以斟酌。若夫《礼记》所载，泰山之侧，妇人之哭，其声虽哀。吾窃不取，因其公然谓苛政猛于虎，大有借扫墓作政治宣传之意味，此哭的变体，清明政治下所不容许者也。
作者又言，清明扫墓，是一种合理化的佳节消遣法。因扫墓痛哭的关系，使胸中抑郁完全消灭，实大有裨益于人生。此言一语双关，其文章的批评力度不亚于剑拔弩张，绵里藏针令刺痛者更难诉说，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再如《夏日的南京中的我》一文，自述身陷火炉之中，向往避暑胜地，可无奈仍困居斯地。友朋问“为何不走？”作者一时语塞。不是不想走，“我若有官守，我若有言责，事体又好办了！譬如，我若负军事或党务工作，我可借口请示蒋委员长而到庐山;我若负内政或铁道工作，我可借口视察路政或市政而到青岛；甚至我可以为敦促黄（郭）委员长北上而赴莫干山；为视察华北人民疾苦而视察西山；
若果我位卑职小，不能自作主张，我就弄个随员，一样可以达到目的”。惜乎！她没有诸多理由，所以只能“家里蹲”。不过，相比较车夫在“烈日熏蒸”的马路上“佝偻奔驰”，“形似耕田之牛，状如落汤之鸡”，还是心境泰然，“虽上方不足，而下比有余"！纵然青岛、莫干山挤满了达官贵人，那又怎样？
找个理由避暑去，读者当会心一笑，庐山、青岛、莫干山，不过彼此彼此。弦外之音，别有他意。
《京话》里类似这种无关痛痒但足以撩人心房的轻轻一句，屡见不鲜。且白话中适度融入文言，词语在两者间轻松转换，毫无刻意之感，足见她学养深厚，这正是林语堂所赏识的文采。姚颖走出了另一条杂文写作之路，她的《京话》不仅是这类作品的典范，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生态的一面镜子，令人警醒。
终是文坛匆匆过客
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姚颖走红后，是非随之而来其著作权遭到猜忌。后来，姚颖几乎消失，再未有新作问世，这似乎不合常理。故有人认为《京话》不是她所写，背后有人代庖，虽署名“姚颖”，但真正的作者是其夫君王漱芳。
王漱芳是贵州盘县（今盘州）人，早年就读于武昌商科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商学院，1924年加入国民党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他先后任职于训练总监部、交通部和南京市政府，曾两度出任立法委员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任贵州省党部主委、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等职。1943年8月外出巡视，因堕马伤骨，不幸身亡。
有人云，位居要津的王漱芳自然了解许多政坛花絮、官场内幕、要人行踪，据知情人透露，他对诸多高居庙堂者如骨鯁在喉，欲吐为快。但因自己亦入显贵之列，受限甚多，于是假借太太姚颖之名，为《京话》撰稿，直抒心意，揭露抨击官场上的人与事。所写内容借题发挥，举重若轻，文字幽默玄妙，调侃入木三分，效果奇好，为读者所钟爱，争购一阅。其后，王氏当选国民党中委，位列“中枢”，官运亨通的他便“金盆洗手”，不再游弋于笔墨之间，故一纸“嬉戏"不复续矣。此一别，遥无期，《京话》再无姚颖下文，遂成绝响。
对于上述说法，有人深表疑义。王氏明知其文字会冒犯当朝权贵，为了避嫌担责，所以才更名发表，以隐身的方式表达不满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远避，随便用个笔名？可他竟然署上太太之名，这与其以本人大名落款又有何二致？“夫妻本是同林鸟”，若姚颖遭到麻烦，还不殃及池鱼？如此“张冠李戴”，不啻为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是典型的掩耳盗铃。这不仅会引火烧身，还将嫁祸于妻。想必，王漱芳再愚钝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
王漱芳本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，姚颖的一段记述可以明证。某日，她正在写作，“忽王君入，郑重而言日，君子明哲保身，你既以国家不能欢喜平安渡过本年（1933年）为憾，则个人应有所警惕，胡为而大谈国事也”。只此一言，即可窥见他之性格端倪，称《京话》乃其代笔之作，从基本的逻辑思维推断，显然不合情理
尽管有人质疑，但肯定者亦如是说一一姚颖“所作《京话》取材，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，取材自属便利也”。换言之，她虽非官场中人，但同样有条件、有机会听闻或接触到这些事，毕竟她是政要的枕边人，官太太，身份非同寻常，因此轻易否定她是《京话》的撰者，有失公允。
或许不排除姚颖的某些篇章出自王氏手笔或经其修润后发表，但这并不为过，毕竟同住一屋，“妇唱夫随”。不过就此言称夫妇俩有“狸猫换太子”之嫌，显然有些武断，甚至是不敬。如果把《也是斋随笔》与《京话》一起品鉴，文风与文采皆有别，“不难看出，姚颖是货真价实的《京话》的作者”。
在作品风靡之际，姚颖本应抓住机遇，乘胜更进一步，这是常人所想。可她特立独行，不走寻常路，未能顺势而为，其写作之旅突然而止，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并生非议。不过，贞静少言的姚颖，应属淡泊名利者，不喜抛头露面。其家中客厅挂有一副“得过且过，自然而然”的对联，当是她人生之写照。或许她本就无意当一名作家，不以此为归宿，走红则为意外，实非所愿。如今名扬，殊觉功德圆满，聊以自慰，就此封笔，亦也心安理得。姚颖后来销声匿迹，其行踪几乎无人所知，或可为证。
作为当事人，姚颖的知遇林语堂应最为知情。《京话》风靡一时，作为杂志主编和栏自主持，林语堂曾多次撰文言及姚颖，但从未提到有关王漱芳捉刀代笔之事。其实，林语堂最初以为《我的书报安置法》一文的作者是位男性，所以在该文跋语中称之为“姚颖先生"“姚公”。但不久便改口，在给姚颖《改变作风》一文加编者按时，戏称其是“论语八仙”中的“何仙姑”，这应是明确表示姚颖的性别属性。有关“论语八仙"所指，有多个版本，尽管说法不尽相同，但荣列其间而唯一不变的，只有姚颖一位女士。
《论语》两周年纪念，编者有心，特将姚颖“芳影刊出，附有娟秀签名照片，玉立婷婷，颇觉幽娴文雅，爱好其文笔者，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”。可以想象，当时的姚颖多么受欢迎，似北辰星拱，笃信她应是作为“季逵"而不是“季鬼”出现。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因为姚颖“秀外慧中”，有人居然以行文风格来辨识其性别，言之娟容秀貌的她，岂能写出如此酣畅淋漓的犀利之文？何以见得美人的文字就只能婀娜？实在有些偏激。
“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”
1935年，林语堂改换门庭，又创办《宇宙风》杂志，在创刊号中他再次申言：“本日发稿，如群仙齐集将渡海，独何仙姑未到，不禁怅然，适邮至，稿翩然至。”这是在他内心失落之际突然收到姚颖来稿后所题之跋语，想必是有感而发，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对此，有人又言，林语堂知晓真正的作者为谁，彼此“心照不宣”。只是为了顾及他人面子，不便明说，乃将错就错。但面对这桩“性别”公案，或曰“撰者”之辨，他何以能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，做到问心无愧？这对作者和读者，无疑都是一种亵渎。所以，《京话》若非姚颖亲撰，林语堂当不会听之任之，“看破不说破”，因为他有责任还原本真，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背负不白之冤。林语堂既不希望无事生非，也不愿看到无中生有，做到公正公平，此乃一种求是的态度。
因之，假借之名说仅是一面之词、一家之言，权当姑妄听之。只是随着时间愈加久远，有关撰者之扰，已成无解之谜。如是，真的有些对不住姚颖了！
数十年后，回望《论语》半月刊，最为出色的专栏当数《京话》。林语堂曾回忆说，当时“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（指姚颖）的文章，总是眉飞色舞。我认为她是《论语》的一个重要台柱在我个人看来，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”。
不知是《京话》成就了姚颖，还是姚颖成全了《京话》，抑或美美与共、彼此携手谱写了一曲文坛因缘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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